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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胡耀邦同志誕辰100周年,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黨的重要領導人,無論是在戰爭歲月,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嘔心瀝血,奮斗不息,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特別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后的歷史轉折時期,他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和推動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對撥亂反正,落實政策,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受到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高度贊譽。

 

在一些領導同志和一些與胡耀邦同志接觸較多的人的回憶中,很多人都感受到胡耀邦同志有著高尚的品德和優良的作風,它永遠給后人以教益。

 

一、酷愛讀書,學習不止

 

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胡耀邦原本讀書不多,只上過一年初中,不滿15歲就投身革命。然而他勤奮好學,他不僅注意在工作中學,在實踐中學,而且還養成了愛讀書的好習慣。只要有點空余時間,他就找書來讀。即使是在戰火紛飛,戎馬倥傯的年代,他也總是見縫插針地學習,可以說他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典型。

 

在讀書上他敢啃難書,能靜下心來耐心地讀下去。據他的秘書講,胡耀邦對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總是反復閱讀的。他的書架上放有不同時期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955年,《列寧全集》一面世,他就叮囑秘書務必及時買全。買一卷他就讀一卷,從不耽擱。

 

讀馬列譯著是很難的,因為它是理論著作,何況還有那些很不熟悉的外國歷史背景,所以沒有毅力,就很難堅持讀下去。而胡耀邦卻讀得很耐心,很認真。據于光遠同志(著名經濟學家,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回憶,1976年地震期間,胡耀邦因“反右傾翻案風”又被打倒,賦閑在家。他去看胡耀邦時,見桌子上正有一本翻開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三分冊的中譯本,兩人便就書中內容談了起來。于光遠認為這是一本要花力氣去啃,也不容易啃得動的書,而胡耀邦卻在這特殊時期,在這種很委屈的情況下依然在讀,令于光遠著實感動。他深有感慨地說“我沒有見過一個做實際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這樣難讀的著作”。

 

胡耀邦不僅愛讀書而且還很重視思考,以形成自己的心得與見解,他每有會意,便同身邊的工作人員討論。據以前他在團中央的秘書回憶,他讀《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以后就談到列寧全集中不少是書信、電報、摘記、批示等,多是“急就章”,反映了十月革命時,列寧工作的原始風貌;而《斯大林全集》里文章多寫得漂亮,看得出是經過秀才們加工的。

 

 

胡耀邦讀書還涉獵廣泛,他愛好文史,博覽群書。不論古今中外的,只要認為是值得讀的,都要千方百計找來閱讀。建國后不久,他讀完《印度的發現》后,就把印度與中國進行比較。一個是英國的殖民地,一個是半殖民地舊中國。兩國都人口眾多,經濟落后,但是印度的經濟基礎就比舊中國留下的基礎要好,因而他對秘書說我們中國就更應該抓緊建設,應該大修鐵路等等。于光遠同志也曾回憶,在1976年地震期間,他去串門時,看見胡耀邦在看一本日本前首吉田茂寫的《激蕩的百年史》的中譯本。他聽胡耀邦說這本書“挺有意思的”,便也買了這本書回去看。書中講的人口問題、教育問題、發展沿海各海港的航運等問題確實都給人以啟發。可見胡耀邦很注意拓寬眼界。

 

胡耀邦常到外地視察,每到一個地方,不僅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而且還要找來當地的地方志閱讀,對當地歷史情況也要了解。

 

胡耀邦讀書還好求甚解,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他就查《辭源》《辭海》或者不恥下問,向人請教。

 

1954年,團中央開過一個小型農村青年座談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部鄧子恢部長在講話中引用一句古話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散會后,胡耀邦就問身邊的曹秘書:鄧老講的那句話,你懂不懂,是誰說的?在什么書上?請你查一查告訴我。當曹秘書查出來,告訴他答案時,他很感慨地說:“這黃河的水患為害又有多少歷史年代了!”他還說:“一句古話,聽不懂,這是常事,要放過也就過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這么多學問來了。”

 

還是同一年,毛主席在歡送來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宴會上致詞時引用過一句古話“暗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胡耀邦回來后,就把記著這句話的紙條交給曹秘書,問他這是誰說的。曹秘書回答是南朝江淹《別賦》中的文句。而且糾正說,這里的“暗”應為“黯”,“消魂”應寫作“銷魂”。聽完,他很高興說:“啊,對了,就是江郎才盡的那個人吧?這回可記住了!”這時的胡耀邦簡直就像中學生解答出一道難題一樣地高興。

 

特別難得的是他在任何情況下都坐得住,讀得進,能持之以恒。文革期間他被打倒,1969年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團中央的“五七”干校。那里地勢低洼,雜草叢生,夏天里蚊蠅成群,悶熱之極。每天,胡耀邦和其他學員一樣,重活、臟活都干。收工后大家都很疲勞,有的早早地躺下了,有的搖著扇子乘涼、聊天,而五十多歲的胡耀邦,卻一人鉆到蚊帳里,點上小馬燈,戴上老花鏡,繼續堅持讀他的書。所以干校學員對他最欽佩的地方,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中他還能讀書。后來他深有體會地說:“‘文革’中我有一條體會是12個字:靠邊站,別閑著,多讀書,想問題。”

 

正因為胡耀邦一生手不釋卷,持之以恒地學習和實踐,所以才能由一個學歷不高的“紅小鬼”而成長為知識豐富,有遠見卓識的一位卓越的領導人。

 

對于胡耀邦的勤奮學習,堅持讀書,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表揚過,很多老干部對此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在粉碎“四人幫”后曾經很感慨地對于光遠說:“過去許多人年齡大了不想讀書,也讀不進去。只有很少數老干部覺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讀書,有很大長進。這樣的人中,第一個就得算胡耀邦。他讀的書真不少,很有見解。詩詞歌賦也都能來幾首,字也寫得不錯。他從‘紅小鬼’成了個大知識分子。”

 

二、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胡耀邦還是一位實干家,他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在他擔任總書記的期間,用很多時間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情況,調查研究,始終保持這種良好的作風。

 

 

胡耀邦對調查研究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堅持認為:經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也許一千個感性知識才能上升為一個理性知識。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如果輕視感性知識,理性知識不同感性知識相結合,那是很危險的。要經常到下面跑一跑,了解新情況,研究新問題。這樣,思想才不會停滯,政策才會符合實際,才能指導和推動工作。在胡耀邦看來,光坐在機關里空想不行,坐而論道不行,應該到下面去了解情況,現場交流,現場拍板。

 

胡耀邦調查、視察的面很廣,去的地方很多。雖然他當總書記時已經60多歲了,但他不辭辛勞,總是風塵仆仆地到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境地區、貧窮落后地區(簡稱為“老少邊窮”)。而且總是和基層干部、農民面對面交談,了解真實的情況。據有關材料統計,全國有2400多個縣(市)中,他去過1703個縣;全國30個少數民族自治州,除玉樹、果洛以外,他都去過。

 

即使是遠離大陸的西沙,他也要去。有人勸他說:“那地方連水都是從大陸運去的,我們去了會給人增加麻煩。”胡耀邦卻說:“我覺得我們高級干部不能老在發達地區、中心城市轉來轉去。我們國家的邊邊沿沿,貧困地區,這些地方有機會都要去看一下。”所以他擔任了6年的總書記,其中就有4個春節都是和山區農民一起過的。

 

也正是胡耀邦帶了個好頭,后來中央就形成了一個傳統。每逢過年過節,就要到老少邊窮、經濟落后或者遭遇災害的地方去慰問,去體驗和了解民情。

 

胡耀邦的視察也好,調研也好,目的很明確,就是了解基層,了解民情。在他的思想中常常想著的就是要富民,要讓人民生活富裕。有一次他為一個農民企業家題寫了“強國富民”四個字,當這位農民企業家正要念時,胡耀邦對他說,你要倒過來念才是我的本意:“民---強!”他到處奔走也就是為了探尋富民之道。也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和干部、群眾座談,講富民的重要,為他們出致富的主意。

 

胡耀邦視察贛南時,很多山都是光禿禿的,紅色的土壤裸露在外沒有被利用,農民的收入很少。看著這情況,他很著急,于是要求科研部門研究開發,要求地方政府制定發展規劃,后來為此大量種植柑橘。如今江西的柑橘已經暢銷全國,名聲在外,貧窮的贛南早已改變了面貌。

 

胡耀邦還多次到大西北調研,當他看到那里草木荒蕪,水土流失嚴重,也總是難以安寢。他在調研之后,就大力提倡植樹種草,倡議為西北采集樹種。于是團中央組織北方11省市的青少年采集草籽樹種的活動,采集了800萬斤樹種草籽送到了大西北。一時間掀起了植樹種草的高潮,這不僅增加了農牧民的收入,而且較好地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胡耀邦調研時很注意要聽真話,要看真實的情況,因而他就常常有一些臨時的舉動。

 

據溫家寶總理回憶:198627日胡耀邦一行來到貴州興義縣考察調研時,晚飯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寶,給你一個任務,等一會兒帶上幾個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調查研究。記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辦公廳工作之前,我就聽說耀邦同志下鄉時,經常臨時改變行程,與群眾直接交流,了解基層真實情況。用他常說的話就是,“看看你們沒有準備的地方”。所以,當耀邦同志給我布置這個任務時,我心里明白:他是想盡可能地多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

 

晚上10點多,我們趕回招待所。我走進耀邦同志的房間,只見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匯報了走訪農戶時了解到的有關情況。耀邦同志認真地聽著,還不時問上幾句。他對我說,領導干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材料。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多年來,耀邦同志這幾句語重心長的話經常在我耳旁回響。

 

胡耀邦嚴于律已,自奉簡樸,他視察、調研從不講排場。他下鄉常常是輕車簡從,反對那種戒備森嚴,前呼后擁。他一般都不坐轎車,而坐面包車。他認為這樣便于接近群眾,能與群眾直接交流,聽到百姓的真實聲音;也便于和車上隨行人員、陪同人員交談,探討問題,醞釀思想。有時候在出發前,他還囑咐秘書通知地方:不準為他站崗放哨;不準對他請客送土特產;賓館不準為他清理住客等等。

 

19841月,胡耀邦到貴州安順考察,晚飯以后,時間很晚了,他還是堅持要趕往廣西白色去。深夜12點,車到了望謨,實在走不動了,只好住下來。可是望謨這地方很窮困,不要說賓館,就是像樣的旅館都沒有。當地招待所里都沒有單間,全是大通鋪,只有縣委書記辦公室里有張單人床。胡耀邦卻毫不在乎,就在這辦公室里睡了幾個小時,第二天清晨接著又趕路。中午一行人來到了廣西的一個小鎮,街上有賣食品的小攤。他看到有賣貴州米線的,就對工作人員說:不要找地方上安排了,就在這里吃吧。說完,他就坐在條凳上,點了一碗米線。吃完飯,街上的人才發現竟然是總書記,都圍了上來,熱烈鼓掌。胡耀邦站起身來,向大家鞠了一躬,才上車離開。

 

胡耀邦擔任總書記的幾年間,他真是風塵仆仆,足不暇暖,他去過海疆邊陲,走過村村寨寨,甚至還抱病上了雪域高原西藏。正是他這種為國為民的心,這種忘我的工作熱情,這樣身體力行地搞調查研究,不僅使他掌握了極為豐富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他這種務實的作風也為所有的領導干部樹立了榜樣。

 

三、寬容大度,作風民主

 

提到領導人的民主作風,沒有人不贊揚胡耀邦同志的。凡和他共過事或者接觸過他的人都有著深刻的感受,難忘的印象。

 

早在他在團中央時,機關里和團的系統內,對領導人就從不以職務相稱。大家都親切地稱呼他為耀邦同志。他在團中央盡管是資歷最長的前輩,但他從不擺老資格。有同志回憶說,有一天晚上,他去送一份待送黨中央的急件請胡耀邦審閱。他送去以后,胡耀邦就認真地審閱著,一會兒用筆勾畫,一會兒作了些修改,改完后,還重新檢查了一遍。然后,才交給了他,并用筆指點著改過的地方說:“你看,改成這樣是不是好一點?”這位同志根本沒想到耀邦同志會如此虛心地征求他這樣一個小青年的意見,因而非常感動,并且永難忘卻。

 

能不能聽取意見,特別是能不能聽得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正是民主作風的體現。胡耀邦在這方面尤為突出。

 

1981年的9月,在一次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討論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座談會上,胡耀邦講話以后,請大家發言。很多省、市委書記都表示贊成,但也有同志持有異議。有位省委書記多少帶著了點情緒說:“我們那里情況特殊,不能搞聯產承包責任制!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這位書記發言后,大家一時沉默著,會議氣氛就有點緊張。雖然胡耀邦推動農村改革的心情非常急切,很希望會議能達成共識,但是他聽完這意見后,卻平靜地說:“各位如果對聯產承包責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許你再想一想。那位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嘛,讓實踐來證明哪個辦法好,你們看行不行?”胡耀邦的一席話,使會議氣氛輕松下來,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暢。

 

后來那位省委書記通過學習和實踐,也放棄了原來的意見,在本省積極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這種情況并非獨例。19856月,在書記處討論工資改革方案的時候,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忠勤同志作了匯報。討論時,他因與耀邦同志對有的地方理解得不一致,因而爭論起來。事后耀邦同志對田紀云同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說:“嚴忠勤這人不錯,敢于直言。”他并沒有因為別人與他爭論而感到不快,他倒覺得敢于直說意見的人是坦誠的。

 

胡耀邦從來不自以為是,他允許大家發表不同意見,有時還有意識地啟發和鼓勵大家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允許身邊工作人員和他辯論。他曾經說過,一個領導班子里沒有一點不同聲音,是不正常的。他還鮮明地提出,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堅決執行“四不主義”。這就是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裝袋子(不進檔案),要鼓勵人們發表不同的意見。

 

胡耀邦當然會有自己的主見,但是他能平等待人,從諫如流。在會議上他講話之后,常常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當覺得別人的意見正確時,他就說:“我同意這位同志的意見,我的意見收回。”

 

胡耀邦就是這樣從來不搞“一言堂”,從來不自以為是,他能聽進去各種不同意見,所以他主持會議時,大家都暢所欲言,重大問題都經過反復討論,最后才形成決策。正因為他這種民主作風,所以很多同志深有感慨地說:耀邦同志任總書記的時候,是黨內民主風氣最好的時期之一。

 

胡耀邦雖然離開我們已經26年了,但斯人已逝,風范長存。在深化全面改革的今天,我們更要學習胡耀邦這些高尚的品德和優良的作風,把我們的各項工作做好,不斷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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